中国禅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内在是否充实、充实的大小如何。
    禅文化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更注重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行愿。
    这种行愿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上面，不单是个人上面。众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国家社会成就，你我才成就，老百姓成就，企业才算成就。
    日本人活学活用了中国的禅文化，把禅文化的精神充分地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其中最典型的是铃木正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战国时期末年，日本的社会正由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铃木本人做过武士、官僚，最后出家，他在当时提出如何缔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他的基本世界观来看，首先是“心知佛”。
    “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
    学佛就是做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学问。
    做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正是中国禅文化的标旨，也是最终理想。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之中，在在处处都显示出了这种精神和要求，铃木正三的“心知佛”，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提出和倡导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人之觉”，而在大人之觉的启导之下充实内在，在这种诚敬的心态和行为当中去生活，这就是成佛之道，也就是铃木所说“心知佛”的根本意义。
    比如说，农民要学“佛”，而且要有佛行，对于农民而言，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时间，那么要怎么办才能使农民学佛又有佛行呢？
    铃木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口号：农业就是行愿，就是学佛。
    如果像一般人只有利用闲暇时才去修行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农民应视农业本身为修行，不论严寒与酷暑，均要行其艰苦之业，都应该以农业为本生才是修行，才是学佛之道。
    因此，铃木提出能在严寒酷暑中做艰苦之业时诸多烦恼之心就已经转化成为大人之觉。这就是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的学佛和佛行之道。
    铃木的农民学佛之道，正是受到唐代百丈禅师农禅并重的启发和影响。
    铃木和后来的日本企业家都提倡一个响亮的口号：工作坊就是道场。
    唐代丛林制度的影响，使得日本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能在现世经济社会和生活中得以修行学佛，因而大大的加强了经济生活的力度，使得全国上下都受到了禅佛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将军临济（禅），曹洞（禅）百姓，就可知其余。
    因此，日本把禅佛之道从天子以至庶人运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农人安于农业，工人安于工业，商人安于商业，士人安于学问，干部领导安于本职工作，这就是以心知佛，也就是以德报国，铃木的倡导，不只是近代日本各大企业还要深入学习，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更要努力学习的。
    仅以农民为例，铃木强调，农人乃生来就有养育天地世界之重任，故全心全意以己之生而视天之道，所奉皆为天道，使农业而生五谷，继天地而祭神明，不仅救万民之生，也救虫类之命，此为农人之大愿，于播种之时称念佛名，于收谷之日，弃绝他想，果如是使农，则田地亦为净土，五谷亦为洁品，所食之人因此而得清福去烦恼。这就是日本企业精神的主要实质，小至一粒米，一粒稻，都施之以正念，都